笔者以为神名和星名太一以及宗教礼仪太一源于道家思想中的哲学太一。

李琳：在过去的100年里，即20世纪里，中国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巨大变迁，从五四开始，许多学者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观点，而同时一些国学大师坚守着中国文化的底线，50年代以来，包括您在内一些学者通过努力又使得新儒学广为人知。而有动员能力的也只局限于地方。

当然实际的情况往往恰恰相反，文化界有时候会有些媚俗的意味，影响到知识界，而知识界的肤浅使得学术界变得浮躁，使深刻的学术工作不能在安定的环境下进行。请您具体阐释一下应该如何调动传统资源。而杜维明教授自己在访谈中却一再表示，像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那样的老师辈学者才算得上儒学大师，而自己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在我看来，全盘西化往往是在悲愤心态下迸发出来的应对之策，强调对西方的文化有个全面的理解和认识。今天，西方启蒙思想所倡导的民主、理性、自由等观念已成为普世价值，而如果仅仅把儒学看作区域文化则是非常不公平的。

1949年以后，儒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港澳台的学者身上，像钱穆、徐复观、方东美、牟宗三等，代表了海外新儒学的第二代。杜维明：对，儒学就关心这个话题，并且有新的创意可以提供世人参照。文、景不好儒，所以博士们都坐了冷板凳，何不也反映出当时博士多半是儒生吗。

很明显，这都是吸取了墨家思想的结果。[1] 《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九引。[3] 见《荀子·非十二子》、《富国》。盖儒者数传之后，墨家兼爱、尚同之理想，已大见重于世人，孔子所谓尧、舜犹病者，而墨子以为实行不难，子游弟子等乃援墨入儒，谓仲尼亦有此说云耳。

孟子批评子莫执中无权，犹执一也。这也正是孟、荀为民、贵民的理论。

三公，臣之最贵者也，又以王命而行天下，为其盛故抑之，明有所屈也。权是高出于世俗之儒，是孔子很少谈到的，是不局限于时代的一面。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而今文学末流那种分文析字，烦言碎辞的治学方法，专以守残，党同妒真[1]的学术态度，引起了学术界的不满，而给古文学造成可乘之机。这些不正是《周官》所说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的具体事例么。今文学家强调明堂制度，其意义正在明堂议政这一点。然则文王、周公所遭遇之运，武王、成王所先后之政，苍精受命，短长之期，备于此矣。

文之弊薄，故春秋阅诸三代而损益之。今文学理想的大学则不然，它已经不完全是贵族子弟的学校了，渗入了从王朝领地和诸侯领地所选送来的大量的秀选之士，这批人是从农村、从乡校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富有广泛的代表性。

……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辩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周是乡与都、鄙不同，遂和乡与都、鄙又各有同有不同。

天道穷至于阴阳相薄也，君德穷至于攻战受诛也。结合前面所说的国子入国学而后再由王朝任用的规定来看，很清楚地显示出贵族和平民从受教育到作官吏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曾子曰：取人者必畏，与人者必骄，今说者怀畏，而听着怀骄，以此行义，不亦难乎。[1] 详另文《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学术思想的演变》，载《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一九五七年第二期。但两者是不能分割的，不能孤立起来讲论的。《汉书·盖宽饶传》载：宽饶奏封事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1]正是因为微言的内容是经世之志，[2]是天子之事，[3]是一王大法，[4]是新的一套理论，是继周损益的一套创造性的革新的制度，这和宋儒所谓性命之道才是微言的意思全然不同。从表面上看，法殷是法殷之质，法夏是法夏之忠，而实际上则并不如此。

六遂既被称为野，所居又为野民，又不当兵，这就正是孟子所说的野。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但孔子却只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

先秦诸子号称百家，班固列为九流十家，司马谈则只分六家，就实际论，主要者只儒、道、墨、法四家而已。墨家法夏，而《孝经》多用夏法。但他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古文学家抓住旧史来批驳今文学，说今文学家信口说而背传记，怪旧义而善野言。

《天保》、《祈父》、《采芑》、《大明》、《四牡》、《嘉鱼》、《鸿雁》等，都是《诗经》的篇名。而遂则绝对找不出军制的痕迹。

[4] 《韩非子·内储说上》。[3]他这一思想，就是从鲍丘子那里继承下来的。

[9] 《宋元学案·梭山复斋学案》。高光征伐，定功业也，各因其运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2] 《三国志·魏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许芝疏引，参《长短经·三国权》引文互校。它的作用是否定了天子所受天命是绝对不可动摇的传统观念。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例如孔子说过：吾从周，[2]这是不能不局限于时代的一面的。

周代之致万民而询焉的制度乃是一种种族歧视的政治权利不平等的制度。周以殷遗民分封诸侯，故诸侯也就有三郊三遂，情况略同于王畿，所以在春秋以至战国初，一部分国家都还存在着国鄙、国野的区别。

于此然后知以董仲舒作为论述西汉今文学的代表是绝对不妥当的。《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说：圣人制井田之法，……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

但这样的作者又说：汉兴数十年间新社会已成长起来了，正是在这个时期，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孔子才从此取得独尊的地位，这岂不是孔子的学术有合于汉兴以后新社会的要求，才能得到汉代的推崇吗？孔子在生时，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语），可见在当时反对孔子的正是旧的统治者，难道孔子专门拥护当时的旧势力，而他们反不要孔子拥护吗？到战国末期，从韩非子的话来看，只有儒、墨是当时的显学，儒、墨既不为六国的君主所重视（他们重视的是法家），则这一显学的地位，自然是后代多数人多抬出来的，所以汉兴数十年间，儒家就取得了师表万世的地位，应该说，不是偶然的。《齐诗》有所谓四始、五际的学说：《大明》在亥，水始也。